理性的预备
上帝为我预备的另一条路是思想理性上的。我从小就有一个远大理想∶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一个山野小镇的女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理想也是不可理喻的。为此，我的思考和探寻从未停歇∶怎样可行的路才能让我们的国家真正复兴?最早我有一种乌托邦，若有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人人在其间好善，上进不是天下太平，越来越好吗?长大一些后举目四望，乌托邦只能是乌托邦。接下来对佛教有过一段虔诚期，觉得佛教是人智慧的顶端。在喧嚣浮躁的当下，如果人人都有佛学智慧，立德行善，去恶远孽，不勾心斗角，不为名利斗争，那么社会自然会减少很多矛盾。
后来在进一步的思考中，我又感到佛法的确非常精美，但它的根基有问题。从空去论证只能回到空;从无去观照只能归向无。而生命是创造的实有，离开这个根本，那不是空谈吗。就像做一道数学题，出发点就错了，那么不管论证过程多么智慧美丽，结论一定有误。
那道路在哪里?又究竟什么才是真理呢?带着这样追寻和苦思、希望找到答案的心，我开始进修哲学。先是沉迷中国哲学，又发现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简直无趣——不论多么敏锐的思想，超拔的析辨，一落入道德伦理的窠中，就失去生命力，怪不得有大家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我从中领会了鲁迅说书中只有两个字∶吃人。多么可怕，本是很好的学问思想，到实践层面居然出来那么多的分裂，人格的分裂，社会的分裂。这是为什么呢?我便希冀在西方哲学和思想中找到答案。
但在西方哲学里游走两遍后还是感到没劲，那些思考、理论，美则美矣，可有什么用呢?带来的还不是社会诸多问题。特别是现当代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样的理论和主义一大套一大套，深刻分析了某种生命现象和社会现象，并提出了看似有理的呼吁，却没有哪种理论能唤起人生命的激情，增加人内心的希望。正因为有这样的感受，我对康德、尼采、弗洛伊德等从来没有迷恋过。
西方哲学思想也没有解答，难道真是没有道路，还需要去开拓一条道路，提出新的理论吗?难道我这辈子是命定去做这个工作的?这是中国出现了“国学热”，在热劲中有一段时间我又特别倾心于儒家思想，觉得儒家思想是高明的，很有人文抱负的，但是我很快看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儒家思想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根基上的。比如说我们种一棵树，按照最佳的理想生活状态，来估量它的生长、发展趋势，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和实际是不符的。实际情况是没有理想状态了，处处充满人性的复杂和各种的险恶。
对这个问题，有学者说儒家的思想是适应静态社会的思想，当社会不是乱世，而是比较稳定时，儒家思想所发挥出来的功能是比较好的。现在天下逐渐大同，要和谐世界，儒家思想会起大作用，西方社会也很需要，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思想的世纪。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一想，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人自定的标准，其基准在哪里呢?人心又可以在哪里安定呢?管理者和实施者能以身作则尚好，不能的话，那不乱了套，并产生欺哄、分裂吗?
面对当今的情势，有人又提出是因为信仰缺失，那么该信什么呢?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公羊三世说》，谭嗣同的“仁、通、平等”的以太仁学，严复的天演进化，到三民主义，马列中国化等，都欲以系统的理论构建，更新人的观念、召唤国人的感情，所谓“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种民主、自由、法制的大旗，更是高高举起。我在我的《中国文化与精神生产》一文中写道∶“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民主和自由究竟对内，还是对外?对个体，还是对群体?对此，许多人自己都模糊不清，却任意把它扯虎皮做大旗，甚至当作一种武器，把生命沦为随意支配和践踏的工具。这是民主、自由口号背后，隐藏的恐怖和可能滑向的极端┅┅民主与法制等不是一块卫生巾，哪里来潮哪里垫”。
民主与法制来源何处?它的基石当是什么?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带着对这些问题的叩问，我来到了基督的门前。上面所写的思想都是我在信主之前就经历的，不是我信主以后觉得福音很好而对其他“有意见”的。正因为这样的心路历程，信主以后，听懂神的道以后，我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三十年的追寻就是这个吗!我想要的那真实的又有力量并能开出道路的不就是祂吗?这时，神为我所预备的感性和理性的两条寻求之路，在此合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马太福音》7∶7-8)真的是这样!
“……
那么自然地，我在你的里面眷恋着你
在一切的事物中发现了你
你是我每天睁开的眼睛和通畅的呼吸
你是我煮饭的锅，遮体的衣
是我行走的信赖，谋生的手艺
失去你我就失去意义
没有你我就没有回家的路
怎能不亲切地呼你：我的主
因靠着你——
我对沉寂的大地说：流动
对迅疾的飞鸟和湍流说：我在
所有创造的巅峰，朝霞的诗歌
正在开放的神性的花蕊
谁在阴影中拨动琴弦
谁肉体的眼泪夺眶而出
光咬住陌生与苍白，乡村与城市
成长凝聚的盾牌，本质铸成的空间
明镜：将自己流逝着的美，从容地
重新汲回在我的脸庞”
——(2008年1月 赞美组诗之三《在一切的事物中发现你》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