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
与别人分享自己走向基督信仰的历程，是一件既困难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我想，就大多数的基督徒而言，这个信的过程在很多的情况下，是很难用有限的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的，而更多的只能依靠属灵上的关系去感知和认识；说容易，是因为如果是基督信徒之间的分享，由于有着共同的圣灵的带领，相互之间理解和接受起来就会比较容易些。当然，从普遍的角度讲，我希望不论是基督信徒，还是非信徒，都能够在相互尊重和宽容的前提下，共同分享和探讨这一关于“信仰与永恒”的问题。
我是谁？
大概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会偶尔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而来？要到哪里去？
对这些问题，我自己想不明白，就去问父母，他们回答说：“你就是你，你是我们从河边捡回来养的。”当然，在那样的年龄阶段，我是相信父母的这种说法的，并一直维持到初中。上了初中以后，生物学课本根据人的生理学和英国学者达尔文的进化论，描述了这个“我”的由来，其大致的逻辑关系是：“我”是“我”父母生的，“我”父母是“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生的，“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则是更远的“我”的祖先生的；而人类最初的祖先是由人猿进化而来的，人猿又是猴子进化来的，猴子则是其他更原始的动物进化来的…….这样，一直追溯到有机物是无机物进化而来的层面。
对于这种学校教育所告知的关于“我”和人类由来的故事，我在当时是深信不疑的。一方面是因为周围的人群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此会怀疑，甚至于想都不去想这样的问题，自然而然，我也不会对此有怀疑；另一方面是学习课程的紧张，我们幼小的心灵很少能分出精力去思考这些问题，并且这种情况不仅小学是如此，初中、高中同样如此。不过，因为我长期生活在保留着浓重的祭祀祖先传统的农村，而且经常听长辈讲些真切的关于神仙和鬼怪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相信人死后灵魂会去某个地方，也相信存在神仙和鬼怪之类的东西，只是当时并不能理解这些东西与“我”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更不会想到人本身就是神所创造的。
接触上帝
2003年我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可能因为法大的本科生院坐落在远离市区的昌平小镇，那里的空气、山林、蔚蓝而明净的天空，和我的家乡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从而使我保持着寻找自我的问题意识和精神特质。
而且，大学的生活与以前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即我拥有了几乎100%支配自我时间的自由。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特别是独自一人时，我是谁？我从哪里而来？要到哪里去？我有什么样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问题不知为何，经常会自动地跃到我思考的台前来，并且在这种探寻自我的同时，受到大学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开始把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比如国家、社会和这里的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我主要受法大的王人博等老师的影响。王人博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并且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把对近代中国和当下现实的深切关注，这样一种带有使命感的热情传达给学生（这种使命感，经济学家杨小凯则将其称之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致命缺陷，即“过分强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我不得不承认，在法大这些老师的影响下，我同样产生了某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在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面后，简直成了一个十足的愤世疾俗的青年。如果套用现在流行的词来讲，就是——“愤青”。
大学期间，“上帝”是怎样进入我的视野的？最初的时候我不记得了。如果从更深的层面讲，关于上帝的哪些事件在我的内心产生了震撼呢？一个应该是在听王人博老师授课的课堂上，因为他经常将中国与美国来进行对比，并且把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巨大落差，归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是通过阅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极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内心里。记得在2004年暑假期间，我们宿舍的其他同学都回家了，我独自一人经常在深夜，一边听着台湾歌手游候明的歌，一边读卡夫卡的文字。这样的状态大概持续了近一个月，而其中的一个夜晚，读卡夫卡读到深处，我竟大大地流泪了，并且持续了近一小时。忽然间，我发觉自己感悟了很多东西：感叹人生的虚无，对外在的世界无比悲伤，以及对自我感到悲哀、渺小和无助等等。那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予它们不同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流动。它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也许因为如此，我们才无法获得它的全貌。……上帝寓于神秘和黑暗之中。而这很好，因为没有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那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人无法突入上帝，他就攻击包围着神秘的黑暗。他把火把扔进寒冷的黑夜，但黑夜像橡皮那样富有弹性。它后退，但它继续延伸下去。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水滴的光和影。”从那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角，竟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我的视角，并且这样的状况维持了一年多，直到哈耶克和杨小凯走进我的阅读视野。
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上帝藉着卡夫卡唤醒了我的灵魂，尽管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不知为何，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了我，也许我自己原本也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在他的文字的感染下诱发了。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了这种悲伤地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异常敏感，无论是对外在的人和事，还是对自我。也就是说，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病人，并且还没有找到治疗之道。
杨小凯和哈耶克
进入大学二年级后，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的下半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通过上网读到了杨小凯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读完这篇文章时，我是热泪盈眶，深深地被杨小凯先生真诚而透切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搜集和阅读了很多他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政、经济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地，通过不断地阅读了解，我从内心深处树立起了对这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与外在世界等问题的思考，也不断地向前推进；对信仰则出现了一种强烈的追求。如果换作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说，是上帝开始真正意义上地带领我相信他的存在，并走近他。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就经常性地使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自己。
谁向我传的基督福音？准确地讲是杨小凯，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通过阅读他的文章《基督教和宪政》。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基督的过程，用理性而富有情感，真切而诚实的文字完整地表述了出来，并最终促使了我同样的归信。从那时起，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一个陷入罪恶的灵魂；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中国，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
在阅读杨小凯文章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当代西方有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哈耶克，杨小凯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提到他的名字，并且非常推崇他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学校的图书馆借了哈耶克的中文译著来读。没有想到，从此我对哈耶克的阅读竟一发不可收，从《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到《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再到《科学的反革命》和《致命的自负》等著作。在现有的图书条件下，我尽量去找哈耶克著作的中文译本，而且是怀着极大的兴趣进行不间断的阅读。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而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是异常的活跃和兴奋，生理上都能感觉到大脑在高速地运转，甚至到了一种令自己都十分惊慌和担心的程度。同样通过这样的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待社会主义、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更深层面的敬畏，和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时起（具体的日期我不记得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堂参加周日礼拜。
决志信主
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与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耶稣等方面的事情，并且打听班里、学院里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有幸经班里的一个同学介绍，我开始去人民大学附近的一个家庭教会参加礼拜和他们组织的一些教会活动。
大学三年级结束后，也就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所在的学院组织学生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实习，为期2个月（2006年7月-9月）。经人大的家庭教会的一位姊妹介绍，我结识了在广州信仰基督的朋友，就坚持每周日和他们一起去教堂做礼拜，查阅《圣经》等等。7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姊妹的带领下，我做了决志信耶稣基督的祷告。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的历程。当然，在此说“我完成”是不准确的，用基督徒的话来讲，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作他的门徒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