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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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虽然没有经历过二战那代人所经历的——一种极度尖锐、剧烈、残酷和血腥的灾难,但使我们仍然深感忧虑的是,一种貌似和平,其实是更加深层,更加隐蔽和更加广泛的平庸和冷漠,贪婪和无知——正在吞吃着基督徒的信仰,腐蚀着他们的热情和良心。

这是一个全球化,商品化,消费主义的后繁荣时代,也是一个社会财富更加不均匀,又泛滥着成功和极端个人主义,享乐和恐怖主义,道德和伦理不断腐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过去的人被今天的人取代,传统被游戏颠覆,事实被虚构所模糊,真理被谎言所取代,善良被凶暴所消解。独裁和民zh u,思想和异端,贪婪和谎言,未婚同居和同性恋,任何事只要披上合法外衣都是合理的,被人接受的,甚至成为共识,成为潮流,成为定理。

在这样的时代里,信息和知识,偶像和迷狂,欲望和世俗化极其膨胀,甚至到了几乎淹没一切的地步。人们往往只认可俗世智慧,崇尚俗世哲学,追求今生财富,疯狂购物和纵欲奢侈——实用主义和物质至上主义肆无忌惮,侵占人的灵魂——而当这一切发展到极致,一种正在日益凸显出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危机和失业,骚乱和动荡,道德贫贱的灾难在世界各地疯狂上演。

毋庸置疑,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里,人类社会向罪恶敞开已经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这绝不仅是开一个犯罪事实的先河,也不是过去人类祖先作恶戏剧的简单重演——它更像是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罪恶,以及后工业-后现代社会形态滋生的闻所未闻的新形式的罪恶在现实世界的集中爆发——形形色色的罪恶显现、充斥或潜伏在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场所——无处不在,无奇不有,无恶不显——即使它们还不是全球性、大规模、急剧、爆炸式地发作,但事实上它们是处在不断地积累和凝聚,孽生和发明的过程中。人类罪恶最终完全爆发时将是毁灭性,不可挽回的;比一战和二战时期所表现的更加恐怖,更加惨无人寰。但令人哀叹的是,这一切到了今天,人们已经短视到对罪恶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不闻不问了。

一些典型的例子是,女同性恋者成了冰岛的总理,纽约州州长爱隆博格公开为同性恋者证婚,英国同性恋者成了主教,极度伤风败俗者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人们似乎连谴责的权利,维护真理的热情都没有了。中国影人孙建英、吕丽萍夫妇只是稍微表现出一点反同性恋倾向,竟然受到众多指责。施马新格站出来“反同”受攻击后马上无言以对。亵渎道德的人成了开“道德”先河者,背叛伦理的人成了“捍卫自由”“尊重人q uan”的英雄。这个时代的人到底怎么了?人性到底怎么了?还有尊严吗?还有道德标准吗?“怎么都行”、“任意妄为”,以及“宴乐狂欢”、“危机天降”成了这个巨变世代的标签。但似乎没有人去关注这个时代罪恶突然生成和在隐藏中爆发的起因,也不多的人去洞察和揭露这个时代异化的本质、发展和结果。从信仰的角度看,更多的基督徒,尤其以欧美国家为主,对世风的极度冷漠和庸俗,堕落和腐化,绝大多数表现出来的,似乎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历史处境中,人类恶行、暴行的出现和演化,膨胀和疯狂都是有极为深刻原因的。而人类社会,尤其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事不关己,听之任之,惘然不问,都会吞下众多可怕后果。事实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到今天为止,已经没有多少扇可以再肆无忌惮敞开的闸门了,如果继续下去,罪恶的洪流将倾泄而出,在我们这个时代肆虐,以致无法掌控,惹致上帝终极性的忿怒和审判。如果如此,那世界将要遭受的是一种何等可怕的击打啊。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说,整个世界都要败落衰残,整个大地的根基都要崩裂破坏,全人类必象已摘的葡萄树所剩无几,因为“世界被其上的居民污秽;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人们不思悔改,听凭任之,导致极端灾难在历史中上演难道还少吗?其实乃是司空见惯的。

阿伦特在她的《极权主义之源》和《平庸的邪恶》这两本书中,对发生在那时候的人类暴行有极为深刻的反思。阿伦特把二战和战后时期发生的罪行——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甚至包括中国的文化大g e命——这样的极权专制界定为“激进的邪恶”。在阿伦特眼中,激进的邪恶是极端的邪恶,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原创式的邪恶。纳粹统治下的集中营(灭犹行动),斯大林统治下对异己者的恐怖清算,是人类社会激进邪恶的最集中体现。阿伦特认为,过去的人类专制无论怎样残暴,都是针对具体个人的,都没有象极权主义者一样,划分出“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没有以集中营或劳改营为场所对他们进行集体改造或屠杀;过去没有一个政体象极权主义者那样公然取消“不可杀人”或“不可做伪证”这样的人类道德信条,而把杀人和说谎变为公民应服从的法律命令;过去的专制政权仅止于迫害反对此政体的“政zh i敌人”,但极权毫不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过去没有一个政权的领导象极端极权者那样狂妄地认为自己的力量无比伟大,而得以用“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来从事“人性的改造”。阿伦特说:“这充分证明了激进邪恶的三个特征:不可罚、不可恕和不可知”。阿伦特写道::“集中营是进行改变人性试验的实验室,……为了证明没有不可能的事,极权者发明了既无法惩罚也无法饶恕的罪行。当不可能的罪行成为可能的时候,它也成为不可罚、不可恕的极恶。极恶是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懦弱这些邪恶动机来解释的,因此,对极恶既不能用恨去复仇,也不能用爱去容忍,或用友情去宽恕,只能抗拒和审判。”对极端邪恶者的态度,应该认定他们是“万恶不赦”,“死有余辜”,“历史唾骂”,“遗臭万年”的。

而对另外一种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阿伦特则定义为“平庸的邪恶”。这类人即是附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包括战后的斯大林等一类人的人——他们人数众多,在极端邪恶者的挑逗、怂恿和压制下变得疯狂,丧失理智。他们不是极端邪恶的源头和主导,但他们是极端邪恶的帮凶。他们的邪恶不在于他们发明出那些卑鄙得超乎人的理解限度的“极端邪恶”,而只是在于他们极度的愚昧、盲从和帮凶;他们失去了最起码的人类社会必须有的判断是非的能力,在极端邪恶当道时为虎作伥,成为极端邪恶的一个助行者。

邪恶的动机人人都有,这是普遍性的人性弱点,但是在善与恶,正义与凶暴,真理与谎言尖锐对立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丧尽天良,助纣为虐。更本质具体地说,平庸的邪恶指的是一种面对极端邪恶发生时,空洞、无主见、没有分辨力去附从的一种罪恶。大恶极端,能弥漫,能危害、能糟蹋、能祸及、能毁灭世界,能象毒菌扩散,瘟疫流行,容易辨明出来,而平庸的邪恶则是事实上的推波助澜者。平庸的邪恶本质上是空无一物的,它是顺从罪恶的趋势,跟随罪恶的潮流,是对大恶的拥戴。平庸邪恶其实最初是起源于一种对人类道德反叛、异化时的冷漠,起源于一种对罪恶的轻视、纵容,起源于事不关己,自我保护;起源于私欲的满足,野蛮和愚昧;或者说也是一种由极端的利己主义演化成的较为隐蔽的犯罪方式。

平庸的邪恶,常常表现在政zh i,思想和道德的层面。政zh i上它的表现便是当极端独裁政权出现时,为了达成领袖的个人野心,为了自保,为了得到私利,而丢弃良知,放弃所有的政zh i准则,即民zh u、平等、公平、公正和公义,对极权主义进行蜂拥和膜拜。阿伦特认为,极权专制的暴行常常会通过冠冕堂皇的名义来施行。纳粹的灭犹行动是为了“宏扬德意志民族-纯亚利安人种的优越文化,复原日耳曼帝国的荣光;斯大林的大清洗和集中营是为了在一国首先实行先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大g e命是为了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专制制度的制定者无不孜孜不倦地发掘它们深刻的“正面动机”和常人难以企及的“伟大意义”;无不以能独窥其中的玄奥深意来夸耀世人。政zh i上的“平庸的邪恶”是在极端邪恶者以不可一世的名义来剥夺其他人的政zh i自由、政zh i平等和最基本的政zh i权利时站在极端邪恶这一边。阿伦特说:“当最上层的极权主义者一方面会无限夸大人的战天斗地力量,以‘没有不可能的事’的态度来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则以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的洞察者和执行者自居,以外界规律代替人自己的价值选择,造成完全丧失‘政zh i责任’理念与承担。极权体制中各层次的体制运作者,上至各级“首长”,下至各级官员、干部、党团积极分子,皆以执行上级决定为最高行为规范。在这个体制中,平庸邪恶不是每个运作成员个人邪恶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从上而下,自动丧失‘政zh i责任’、‘政zh i权利’的集体之恶。”

思想上平庸邪恶的表现是,当经过深化的极端邪恶思想以一种“超凡脱俗,目光高远,神圣伟大,决非普通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出现时,没有思想上的判断力和辨别力,又成为该思想的膜拜者,推行者。我们知道,而当极权主义者的邪恶思想得到拔高,受到深化,神圣化,而普通人的认知受到贬抑,是非判断力受到破坏时,很多人理所当然地就接受了——即使极端邪恶的思想会造成痛苦——那也是成为实现某种光辉灿烂未来的必要代价,无论理解、不理解都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平庸邪恶者,对极权思想的纵容,参与和跟从,常常是发自内里,彻底、根本性地接受的,但后果也是灾难性的。阿伦特认为,在罪恶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

道德上平庸邪恶的表现是对极端邪恶本身无条件地失声、妥协、顺从和宣扬。平庸的邪恶也是实际上的道德判断问题。我们知道,因为上帝赋予每个人良心,对人类犯罪,除了精神病者和弱智者,每个人都有自己判断的基本原则。从德国纳粹到不久前的萨达姆b ao-/政,以及今天的恐怖主义,每一桩与专制暴力有关的具体事例都有它自己的特征,而无论是当事人或旁观者,他们都会对这些事件产生具体道德判断,即使今日道德并没有一目了然的客观标准,但那些最基本的良心底线无疑是存在的,就如今日的伊斯兰信众并不支持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暴行就是一例。道德上陷入平庸之恶的人,常常是自己甘心丧失道德判断能力的;或者为了逃避各种形式的政zh i指控,他们失去了存留在人类良心深处的正义标准,其实也就是丧失了自己独立的道德判断力。阿伦特在《极权主义之源》认为,“极权统治者会用它所控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机器对一般人进行洗脑,,扑杀一切异己思想,封杀一切可能产生独立思想的社会空间。而异己者一旦公开表现出来,必然给他们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即便如此,人们也决不能在这种社会处境中“放弃自己的个人道德选择”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包括说真话的立场。道德上的平庸邪恶者,不仅在大恶来临时哑口无声,装聋作哑,甚至与极度败坏道德者洞坑一气,颐指气使,狼狈为奸,使整个世界几乎都陷入道德灾难。它是一种日常化的恶,也是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惯恶。

从行动的角度看平庸的邪恶。德国基督徒牧师马丁.尼莫拉曾是纳粹的受害者,也是对非正义保持沉默的受害者。他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镌下了这样一首短诗。他写道: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鬃鬃者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鬃鬃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

在极端邪恶肆无忌惮,也就是说当暴行成了正义,善良成了丑恶,歪理成了公理,黑白完全颠倒时,平庸的邪恶的一个典型表现开始总是不作为,不拒绝,不反抗,听之任之,对受迫害者冷漠无情,甚至在极端邪恶狂潮的腐蚀、盛行和推动下,为了自保,或者为了完成极端邪恶者完全美化的政zh i/思想/道德野心,成为极端邪恶行为上事实的支持者。无论是盖世太保,斯大林手下那些深受他信任的同志,都可以淋漓尽致地把平庸的邪恶透过行为表现出来,在他们手下惨死无数就是明证。

马丁-尼莫拉的诗就把人类社会面对极端邪恶的绥靖、妥协、不作为态度,以及后来必然产生的极度悲惨结局写出来——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一切,千万人在集中营被屠杀,千万人在二战战场沦为极端邪恶者的牺牲品、殉葬品。马丁-尼莫拉事实上也是自己不作为态度的一个可怜受害者,他战后对自己行为的自责忏悔恐怕也是一生之久,他无法摆脱在自己身上的“瑞瑞不安”——人类社会在邪恶面前的平庸,在邪恶面前的自我保护,在邪恶发生时的冷漠、惧怕和附庸,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一种明知故犯的知恶不反,知善不行,将导致人类社会受到巨大,甚至是毁灭性的伤害,其实也正是杀害了自己。这使我们想起了哲人海德格尔,即使他“才华横溢”,“敏捷过人”,“思想深邃”,而二战附从希特勒无疑成了缠磨在他身上,一生也脱离不了的污点和耻辱,任何思想、哲学都无法把它“洗去”。

一个充满讽喻式的事实是,对基督徒来说,今天的人类社会正处于一种看得见的整体性的堕落中——即使人类社会犯罪的表现并非千遍一律,或者说暂时还没有大战时期那么恐怖残忍,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圣经的历史和预言中看见,人类社会今日的罪恶是为它极度梦魇式的下一次爆发作准备的——未来,其实就是末期,又称为世界末日,人类社会将出现更加极端,更加邪恶和惨无人寰的“极端的邪恶”——也就是圣经警告世界的,毁坏全地的敌基督和假先知必要出现——这种邪恶和灾难是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的。无论在政zh i上、思想上还是道德上,从任何角度上都将是“毁灭性”的。而这样的日期正如本-奥特在《不可言说的言说》里所说的那样,正在“一日比一日更加接近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赋予基督徒的“责任”和“使命”远非“人类社会的良知”式的道德范畴可比。雅各书明确地说,基督徒"知善不行"就是犯罪。"平庸的邪恶"式的犯罪已经是一种可怕的罪恶或暴行,但对基督徒而言,即使没有具体的行为犯罪,但他们如果偏离了上帝的旨意(包括对罪恶不闻不问),其实就是犯罪。

一个绝非空穴来风的诘问是,今天的人类社会,或者说也包括基督徒,是不是也正参与在一种平庸的邪恶中?人类历史的演进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类历史有时又会以独特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杰出性无疑不会是人类犯罪自由的宽度、广度和深度泛滥成灾。而我们会不会是这个前危机时期的马丁-尼莫拉呢?马丁-尼莫拉那个时代,人类社会良心的表现是人们还可以看见,但敢怒不敢言,稀少人说。论及此,阿伦特说:“二战时期,在纳粹统治下其实还是有人拒绝参与暴行的,人们是一步一步地从不说真话走到再不能说真话的地步。”对于那一小群极端邪恶的不妥协者,阿伦特认为他们是孤独的,但他们也是“独树一帜的英雄”,是唯一能留在正义史上的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不是不敢说,也不是不能说,因为新一轮“极端邪恶者”在当今世代还未出现,我们还有说话、驳斥和抵抗罪恶的自由;只要我们不惧怕,只要我们有热情,只要我们对这个时代仍然有责任感。但我们的罪恶是看不见,我们犯的不是哑巴的错,而是瞎眼的罪。

主耶稣警告他那个时代的人说:“我为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为你们居丧,你们不哀哭。”耶稣那一整个世代的人,绝大多数以色列人都可以按照律法的礼仪行事为人——献祭赎罪、遵守节期、遵守安息日、不和外邦人往来等等,这可以轻易从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看出来。主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最可怕的罪主要不是言语上的,也不是行为上的,而是极度的属灵瞎眼,看不见。瞎眼带来了黑暗,瞎眼带来了邪恶,瞎眼使他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瞎眼导致他们杀死了弥赛亚,瞎眼带来了整个以色列国的灭顶性灾难;混杂着那个时期以色列人的贪婪、拜偶像、与世俗为友等等,倒相对是次要的。

主耶稣说,在他复临的日子,人们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耕又种。这是上帝让人做的最普遍的事了,何罪之有?而耶稣偏偏说全人类受审的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是人以为平安稳妥的日子。其实在这里耶稣并非指责人类吃喝、嫁娶和耕种,而是谴责人类社会把这些俗世之事当作神,当作他们的主,当作他们最重要的生活,甚至信仰方式;对上帝设立的道德标准,人生价值观,敬虔法则和敬拜真理则无人问津,一无所知,一无所行,无所看见。

今日人类社会,浮世绘般的靡靡之风充斥大街小巷,蛊惑了人们的眼睛,人们追求的尽都是今生嗜好,物质和肉体欲望铺天盖地;真理和公义则退之次席,一退再退,无影无踪。圣洁和善良风气反而成了罪恶,谴责犯罪的人则成了罪人,因为他们粗暴干涉了别人的“自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而难道这不是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时代本质上极度的可笑,极度的傲慢和偏见,无知和丑恶,冷酷和可耻?难道不是向我们证明了这个时代的苍白和危险,浅薄和污秽?难道不是成了衍生这个时代另一种“平庸邪恶”的温床?

我们也不要津津乐道我们这个时代似乎还有功德,比如图图大主教的宽容,比如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捐赠,比如日本人在大地震后的从容和互助,比如最近的阿拉伯之春给伊斯兰国家带来的民zh u期盼。上帝衡量每个时代的尺度绝不像人类社会鼠目寸光,人类社会的善行只不过如同穿破的衣服。上帝使一个时代复兴,使之有纪念,使另一个世代没落,如同粪土,完全是根据那个时代人类社会犯罪或弃绝罪恶的程度,而基督徒则站在时代的巅峰,它每一次对俗世吹响圣洁号角,它的圣洁之声都能回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若雷鸣;而如果它静默和失声,妥协和懦弱,将使这个时代如糠皮消散,沉沦不复。

——原文标题《平庸的时代》,编辑时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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