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幽暗地带好不容易才看见一点光亮，各种兴奋，各种迫不及待，我能不没日没夜思考，没日没夜写作吗？理所当然，我不过是人，我能不升起一种喜悦和傲慢，傲慢到以为所有看不见光亮的人，都是无知吗？每天看见，每天骄傲，每天反思，我知道我在我死去的那一天，我依然很无知，但我努力过了。
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他一年只读一到两本书，他可能是真的在读书；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一个月读十本书，一年读了一百多本书，他肯定不是个读书人，可能他是开书店的，可能是靠写书评挣稿费的，最大的可能性，是在吹牛。这也是人性的一面，因为一个人再有钱，官儿再大，也不如吹牛说自己是读书人来得雅致啊。
读书何其难，比如中国人很难把康德这个人的思想读进去，是因为康德不思考国家向何处去，而是思考一个人的人性意义、知识意义、伦理意义和审美意义，从头到尾康德都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思考。而我们这些中国人从小就接受儒家的观念秩序，人活着的意义是要治国平天下。所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意识，很多最优秀的中国知识人也无法摆脱这个问题陷阱。
康德的个人生活也是如此，他一辈子仅仅生活在格林斯堡，从未走到别的地方，这个像钟摆一样生活，每天下午3点准时散步的德国人，这个身高不足1米60的德国人，这个出生的这一天就受洗归入基督之名，并且名字就叫作以马内利的德国人，在我的眼里，是人类思想史上排名第一的思想家。
我读康德，今年是好多年头。以我的阅读经验，如果不足够理解基督信仰的传统秩序，如果不理解中世纪的神学流变，如果不理解中世纪晚期唯理论的兴起，如果不理解作为对唯理论的批判的经验论的兴起，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具有综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康德，他的三大批判对于每个中国人而言，就是天书。
我的意思是说，我之所以能把康德读进去，仅仅是因为我之前花了十几年时间细读圣经话语，终于在观念秩序的意义上理解了圣经话语对欧美思想家的先验影响。这构成了阅读的问题意识，一旦带着问题意识去读康德，就容易读进去了。
反过来看华人圈子里一批优秀的学者对康德的理解，就显得非常有意思。就我对国内研究康德文献的了解，熊十力先生有想了解康德的愿望，但他没有开始，就掉进佛教的唯识宗里面去了。他的学生牟宗三、唐君毅花过大功夫研究康德，但一生没入门，应该是被他们的老师的观念秩序带错了方向，都是努力要把康德的思想往佛教里面压缩。邓晓芒老师只读懂康德思想向下延伸的秩序，这与他缺乏明确的基督信仰，对圣经没有深度研究有关。李秋零老师的问题在于拿康德解决中国问题，属于西体中用。俞吾金写了很多康德研究文章，没有一篇入门。话这么说了，中国学界什么时候能够大致理解康德，什么时候就开始形成知识的涌现秩序，什么时候就能理解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在此之前，我们不可能变成知识的发现者，只是一群知识的消费者。我们也不可能理解真正的自由，只是在消费自由。
所以我读书写作，自己给自己设定了“三个回到”的标准，第一是回到圣经，第二是回到个人，第三是回到观念秩序。
说起回到圣经，我想起一个基本的体验，汉语学术写作一定要彻底口语化，把所有与古典词汇有关的概念和意义全部用口语置换掉，然后用长句式通过多重从句的结构尽量把意思表达清楚，以此完成逻辑、意义、方法、词语和句式的复杂建构。只有这样，汉语才能逐渐转变为一门科学的语言，而不是此前的混沌、模糊和故作深沉的浅薄。
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古汉语表面的美感，而是要强调语言学的基本路径，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的流变，都是从书面语向口语的演化。因为语言的最初形态就是口语，最后形态也是口语。
对圣经传统比较了解的人会发现，圣经作为一个写作的文本，从一开始就是口语写作。要知道《约伯记》写于公元前2000年，《创世记》写于公元前1000年，即使是新约的《马太福音》，也写于公元一世纪。而在这个时候，中国人的口语方式和书面写作方式还处在完全脱节的状态，读书人写的文章老百姓看不懂，写作成为一个狭窄的小圈子，不仅封闭知识的涌现，而且封闭人们的阅读。
圣经的写作完全不同，一方面记录了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的复杂内容，但另一方面其语言风格却又是典型的口语写作，可谓老少咸宜，丰俭由人，从语言层面看没有任何阅读的技术门槛，任何一个人都能听懂，都能读懂。纯粹从人类写作历史的流变来看，圣经写作才是真正的神迹，而且是这个世界上能够被每个人都看得见的最大的神迹。没有之一。所以很多优秀的文学家到最后只读一本书，这就是圣经。比如福克纳这个人就说，他一辈子都在阅读《旧约全书》，这是他写作的指南。
【作者简介】苏小和，基督徒诗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苏小和在《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新京报》、《东方早报》、《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开设书评和人物专栏，与王晓渔、戴新伟、成庆等人发起运作《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影响了海内外一批真正的阅读人群。部分商业案例收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案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