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救星”柏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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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救星”柏格理

出殡那天送殡者达1,500人之多,无一不失声痛哭。下葬后,许多苗民久久不愿离开,自愿为其守灵数日。

早在1984年,笔者为搜集史资,曾专赴贵州、云南,走访那里刚刚开放不久的少数民族基督教会,第一次耳闻目睹了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教会的历史和现状; 第一次听到基督教在那里被称为“苗教";也第一次听到苗族教会历史上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这个名字,并且多次惊讶地听到人们称他为“苗族救星"或“苗族之父"。(在×××时代长大的我,只听过人称毛z huxi为“救星",而这里的人 民竟敢“妄尊"一位金发碧眼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为“救星",怎能不令我莫名惊诧!)由此,我对柏格理其人产生出极大的兴趣。后来,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 馆里,发现并阅读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记和史料。随着对他了解的增多,使我不仅仅产生出对他的崇敬,而且更多的是感动;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苗族人民对他如此赞誉 了。

苗族人与石门坎

柏格理是英国循道公会的牧师、传教士,22岁时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传福音。他的后半生与一个民族――苗族,和一个地方――石门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苗族在 远古时代原是一个最早农耕,较早用铁,首先制犁的先进民族。但到近代时,他们龟缩在高寒的乌蒙山中,虎狼为伴,结绳刻木,刀耕火种。他们居住的自然地理环 境可谓“生存的极限边缘环境"。经过千百年的战争与失败,他们强悍的斗志已消磨殆尽。他们敢于驱虎豹,却又甘于做牛马,而且他们是以“为人牛马,任人驱 使"来作为生存的代价。土目地主不把他们当人,“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性"。正是这悲惨的经历,艰苦的环境,残酷的压迫,非人的生活,使得这个民族 变得麻木。诚如柏格理所说:“绝望已变成这一种族的特性,他们把贫穷与悲痛、疾病与死亡视为自己所无法避免的世袭命运"。这就是20世纪初苗族社会的真实 处境。

但就是这样一个千百年来与巫术相伴成长的民族,竟在二十几年时间里,不顾抛头洒血,坚定不移地抛弃了“崇巫尚鬼"的传统,皈依于一位陌生的“基督",从而在自己的原始部落里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教会。

就是这样一个被领主“生杀任性"而“近于麻木"的被压迫民族,自己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却以“上帝选民"那样的自豪感和责任感,热切地投身于宣道,去拯救其他民族,从而成为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的“引领人"。

就是这样一个被旧史志称为“晦盲否塞",“蠢如鹿豕",以“结绳刻木"记事的民族,却在短短二十几年中扫除了文盲,创字译经,分班授课,甚至造就出包括博士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

石门坎是苗民聚居区,位于云南和贵州的交界处,原是一个“屙屎不生蛆"的“化外蛮荒"之地,却在二十几年中被建设成为苗族信徒的“锡安圣地"。在这块土地 上,先后创办建立了教堂、医院、麻疯病院、织布厂、学校、足球场、游泳池,以及“公益场"等等,并开凿了公路。石门坎因此成为苗民“救星"的标志;传教士 “神迹"的象征,以至于它蜚声中外,名扬遐迩,当年英、汉文书报上竞相称它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香港第二"和“海外天 国"。这一切事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了柏格理。

福音使者

柏格理年轻时就有着很大的抱负,决心要仿傚19世纪到非洲宣教的着名英国传教士李文斯敦,来东方引导一个民族皈信基督。他在中国的宣教生涯充满传奇色彩。 初入中国时,因翻船险些溺毙于长江三峡;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因不善骑马被马抛落山涧几乎摔死;因带领大批苗族人信仰基督教,反对地主土目对百姓的迫害, 并为贫苦的佃农撑腰说话,多次成为会党、土目、地主以及土匪谋害的目标。1907年,柏格理遭到土目苏黑保的绑架,险遭杀害。但当衙门抓捕到苏黑保时,被 打致伤躺在医院里的柏格理却写信要求官府赦免苏黑保。柏格理就是这样以基督的博爱精神,化解了仇恨,消除了敌视和误解。

柏格理于1883年到云南昭通设点传道,立志要得苗族皈信基督。为了“传通苗族",他穿苗装,说苗话,与苗族人民同吃同住,走乡串寨,巡回传扬福音。 1904年7月,时在贵州安顺宣教的英国内地会党居仁牧师,介绍四位苗族青年前往昭通寻访柏格理,柏格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传讲福音。此后,人越 来越多,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有时竟至上千人来访。因为那一年是龙年,所以苗族基督徒称那年为“龙年得道"。

后来,柏格理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苗族信徒受迫害的问题,选定石门坎建立教会。靠着那些极度贫困的苗族信徒一个铜钱,一个铜钱的捐献,竟在一年内奇迹般地建起 一座小教堂。宣教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而真正“传通苗族"的不是柏格理本人,而是由他培训出来的苗族传教士。柏格理宣教成功的一个重要秘诀是“以苗传 苗"。

教育先驱

世纪初,乌蒙山区的苗族在文化上非常落后,面对这种状况,柏格理提出“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学校",并以教会为依托创办学校。1906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建立起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学校。1908年,柏格理又募款扩建了可容纳200人同时上课的教学楼。

为记念此事,苗族信徒特地勒石立碑,碑文有载:“苗族赞曰:黑暗时代谁可怜我们?困难环境谁同情我们?感谢上帝遣使柏格理牧师宣传基督福音,我们有书读"。

以后,柏格理又相继建立起一批简易的乡村小学。除了创建正规学校系统外,柏格理还兴办平民教育和实业教育,对于那些没有读过书的成年人,柏格理开办了“平民学校",苗族信徒在主日不仅要到教堂做礼拜,而且还要在夜晚分班学习文化,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

在掀起带有全民性和强制性文化扫盲运动的同时,他还创办“公益场",织布厂和良种推广站等。为提高民族素质,创立“节制会",不准信徒抽烟酗酒;创建“改 良会",改革民族恶习陋俗。可以说,苗族知识分子的涌现,得力于教会的正规学校,但使整个苗族脱离文盲境地,则更多得力于平民教育;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 高,则得力于基督教信仰与纪律的约束。这样,石门坎不但成为苗区宣教的大本营,也成为苗区教育的大本营。

  “柏格理苗文"

柏格理另一重要贡献是成功地为苗族创造了文字。苗族原无文字,先人的历史文化全凭口传。1906年,柏格理提出创制苗文的方案,会同苗族和汉族信徒一起研 究。他们以苗族服饰上的某些花纹、图案和罗马拼音字母共同组成苗族文字。这套苗文简单易学,便于掌握,非常适合当时苗族社会的文化环境。

教会编印了《苗文基础》和《苗文原始读本》等教材,开始在学校和教会推广。接着,柏格理在杨雅各等人的帮助下,使用这套文字翻译了苗文圣经。经过近十年的努力,1915年,苗文圣经译出,但遗憾的是,柏格理未及看到他的成果印成铅字,即于1915年9月与世长辞。

年,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和杨雅各把这本苗文圣经译本送到日本横滨付印。半年后,首批印刷的885本苗文《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由杨雅各运送回 国。1919年,王树德与杨雅各合作将柏格理未完成的《新约全书》其它部分译出。30年代初,王树德又与苗族传道杨荣新一起,根据汉译本重译了《新约全 书》。杨荣新还翻译了《圣主赞歌》,一同送往上海圣书公会出版。直到今天,云贵两省许多地区的苗族教会还仍然在使用这两本书。

苗族信徒运用这套文字,记录整理了《古史传说》,创作了大量的赞美诗,并在石门坎发行了名叫《半月刊》的苗文报纸。时至今日,这套文字仍然流行于云南、贵州的大片地区。

医卫奇迹

柏格理原未学过医学,但他凭着自学所掌握的普通医疗卫生知识,成了苗家人的牧师兼医生。他边传道边治病,还针对当时所流行的常见病编写了宣传手册。“柏格 理亲自为我们苗家人治大脓疮,不嫌脏,连大麻疯都不怕。"这是1957年贵州省工作组下到石门坎调查时所记录的苗族信徒的话。柏格理还是乌蒙山区第一个运 用“种牛痘"防疫的人。他设法找来疫苗,为苗民施种牛痘,并培训苗族传教士和他一起在乌蒙山广大范围内完成这项工作。由于他的努力,天花发病率日趋减少, 最后被彻底消灭。

柏格理的妻子海孝贞是个护士,起初他们家就是诊所和药房。后来柏格理在石门坎教堂建立起一个简易药房,作为他妻子的行医场所。信徒们来做礼拜的同时,顺便 看病拿药。1926年,苗族信徒吴性纯从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回到石门坎,将药房扩建为“石门坎平民医院",其英文院名就是以柏格理的名字命名的,叫 “Pollard Memorial Hospital"。此后,医院的护理人员全部由苗族信徒担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苗族人自己担任医护人员,完全为苗族群众服务的苗族医院。

乌蒙山区当时流传着可怕的麻疯病,此病既是不治之症,也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柏格理将基督教的一个麻疯组织(“Mission to Lepers")寄来的一笔钱,换购成粮食布匹,按月发给流落荒野的麻疯病人。作为对他们的生活接济,并要求他们不要再四处乞讨,以免病菌传播。因他突然 逝世,建立麻疯病院的愿望未能实现。四年后,继任的英国传教士张道惠牧师和一些苗、汉传教士实现了柏格理的遗愿,建立起石门坎麻疯病院,这是滇、黔、川一 带最早的麻疯病院。

柏格理是一个远见卓识的人,认识到要想彻底改变苗族卫生健康状况,就必须要培养一支苗族自己的医护人员队伍。于是他选送苗族学生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学习,其中有两人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吴性纯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个医学博士,第一个西医医生,后来成为苗族人民自办医疗事业的创始人。另一位医学博士张超伦, 解放后成为首任贵州省人民z /-府卫生厅厅长。

从1906到1949年,循道公会在乌蒙山区兴办教育仅43年,就在一个“结绳刻木"的民族中取得如此成就,这在世界教育与医学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生命丰碑

年秋,伤寒病,即苗族人所恐惧的“黑病"在石门坎肆虐,苗民、学生纷纷病倒,不少人外出躲避瘟疫,但柏格理却一直坚守在石门坎救护病人,不幸受到 感染,救治不及,于9月15日逝世于石门坎,时年仅51岁。消息传出,苗族人的心都碎了。苗人首领们说:“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我们来安排棺材、 抬棺人、砌墓与墓碑,因为我们爱他胜过爱我们的父辈,他始终都对我们那么友爱。"出殡那天,苗、藜、汉族送殡者达1,500人之多,无一不失声痛哭。下葬 后,许多苗民久久不愿离开,自愿为其守灵数日。

由于柏格理为苗族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以至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了他们,因此苗族人民用许多美好的语言,如“苗族救星"、“苗族之父"、“拉蒙"(苗王)等来称颂他。再后来,许多苗族信徒死后都葬在柏格理牧师的墓地周围,陪伴着他。

文g e十年浩劫中,柏格理墓曾被掘毁,尸骨被抛掷野外。改革开放后不久,他的墓地又被按原样恢复。无论是毁坏也好,重修也罢,柏格理就是柏格理,他在广大人民中间有口皆碑,心目中有不朽的丰碑。

就连当年在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也不能不对柏格理发出赞叹,并以他为榜样来教育贵州省的干部:“西元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贵州毕节 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投资,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 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一场瘟疫,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他可爱 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柏格理去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留下了他的一个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过 3个博士,培养出中共厅级干部20名。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贵州新华网,2006年11月7日)。

时至今天,每年都有许多中外人士去到柏格理墓地凭吊。每年清明节,总有十里八乡的村民来到他的墓前,或献上野花,或一柱香,或一个鞠躬,以寄上他们的思念。

  参考资料:

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滇黔边苗族教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柏格理等着,东人达、东旻译,《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

作者来自中国南京,富勒神学院Ph.D.。现居美国北加州,从事研究与写作。

本文首发于《海外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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