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构建处境性的中国神学，圣经和基督教传统都是重要的资源和规范。在《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一书的开头，汪维藩教授清楚地指出：“就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与建树而言，它需要四个条件，即启示(圣经)、传统(基督教传统)、文化及实践或经验，像四根柱石，支撑着中国神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的大厦。”
这里提到的“四个条件”或“四根柱石”，就是神学的四个资源。四者之中，又以启示(圣经)最为根本、是“规范中的规范”。
任何一种源于教会又服务于教会的处境神学都需要建构于圣经的启示之上。离开了记载在圣经中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神学的思考就失去了应有的规范，那样的神学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教会是一个高举圣经的教会，圣经是信徒灵性生活和信仰实践的根基。中国基督徒大多尊重圣经权威，热爱神的话语。因此，中国教会的神学建设首先需要继承基督新教以圣经为本的传统。这就决定了中国教会的神学探索所应侧重的，是基于圣经的启示神学而非基于哲学的思辨神学。
因此，就如汪维藩教授所说的，建立处境性的中国神学的根本途径必须是探求基督教基本信仰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会点，这种探求又必须本着圣经启示从优秀民族文化中寻觅中国神学的生长处。
也就是说，任何中国神学的思考都必须以圣经的启示为根本、为中心。任何不以圣经启示为本的所谓中国神学，都不是中国教会需要的“中国神学”。
与其前期仅仅将圣经看为一部宗教经典不同，后期的赵紫宸高举圣经的启示和权威，强调圣经作为神学的规范的重要性。
在《神学四讲》中，当他在讨论神学的题材和方法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圣经、传统和理性的次序的理解。他说，神学的“题材是启示，工具是理性，用理性来解释题材是神学的工作。理性没有题材是不能有作用的，理性本身，不能凭空造出事情作研究的对象，须要有题材的供给。而基督教是宗教，宗教的事实，在基督教方面看，当是超越万有贯彻万有的上帝。上帝可以尽理性，理性无以穷上帝。上帝若非自己供给题材，宗教上即无有事实，无有题材。由经典的记载，教会史乘的传叙，历代圣众的经验种种方面来看，基督教神学的题材是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理性就要在这个题材上做工夫，成知解”。
如此看来，后期的赵紫宸（ch閚）强调启示在神学思考中的规范性作用。这与他后期对教会论的关注有关。没有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教会的神学思考就失去了真正的题材。
因此，对他来说，中国的处境性神学只有“先接受启示，然后作解释”。而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就是“按圣经所记载，教史所表明，圣徒所经验的”(赵紫宸，《基督教伦理》)。
诚然如此，离开了作为“规范的规范”的圣经，神学就失去了题材，任何所谓的处境性解释都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境神学。
《天风》2015年11期30--31页求索篇专栏：中国神学三人行（六）。作者：金陵协和神学院副教授陈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