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给文化一个定位。
通常说：文化就是知识与经验。但在这个共识下却生出不同的文化视角——
哲学家把文化归于世界观的范畴，概定文化是人们对客观世界本质的认识，即对社会领域包括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政治、法律、宗教、风俗、科学、商业等方面的理性认知；
历史学家偏执于文化就是人类传统、习俗、经验的积淀与升华；
社会学家则认为文化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
而在西方基督徒看来，文化是对各种存在，包括神、大自然与人的认识。
真是“公说公有理”！有点像是在做“盲人摸象”的游戏。从中看出文化这个概念的模糊与边缘。其实重要的不是急于去给文化定位，假如找到了各类文化的特点以及彼此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许多混乱的经纬自然会清晰起来。
由此，引出一对比较典型而且另人感兴趣的命题：中国文化与《圣经》文化。
（二）
何谓《圣经》文化？
能否这样说：《圣经》文化就是“神文化”，它来自于“神的话”，是造物主对人类的直接述说，这一述说借着圣灵的语言被记录。也就是说，是造物主向受造物的人的启示。
这个造物主就是上帝。
来自神特殊启示的《圣经》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造物主上帝藉着世间各种不同文化形式表现并传播着他的“道”。正如《圣经》上说的一句话：“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象水充满洋海一般”。
《圣经》文化是上帝藉着启示赐给人类的启示性真理，也是人类藉着对上帝普遍启示的思想渴望、领悟、明白最后进入的“真理”。这真理就是“有神、有罪、有救”。扩展开来，就包括了神与人即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关系以及彼此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中就包涵了人与自己的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这一切的关系及其中的法则所形成的文化就是《圣经》文化。
《圣经》文化也是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西方人从小就接受“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他们每个人都以“上帝的孩子”自居，似乎都感觉自己生活在“上帝的身边”，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赎罪”的，应该接受“洗礼”并时刻不忘向上帝“忏悔”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
西方文化更是《圣经》文化的载体，它的一个神圣使命就是向全人类传播和解释“上帝的启示”，并将此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这一造物主的特殊启示确实给了人类文明进步不少的“福音”。
（三）
《圣经》文化与中国文化最大的共通之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来自老子的“天道观”，认为人与自然本为一体，彼此“相生相灭”，理当和谐共处。由此逐渐演变为中国人的“道德观”，即中国人普遍认知、接受与遵从的“道”。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中的最高境界。但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天人合一”如何在耶稣的救恩中得以实现——由此来例证《圣经》也是中国文化的福音。
读罢《圣经》，你自然会感觉到耶稣基督他本身是“天、天道、造物主、真理”的化身，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正如《圣经》约翰福音中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恩典与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成全的“天人合一”不是仅仅成全在他自己一个特殊的人身上，不是仅仅让世人看到一个“天人合一”的样板，而是为全人类成全了“天人合一”，使人类可以进入神的和谐。耶稣基督的“天人合一”是达成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可以成全在每一个人身上。凡进入他的人就达成了“天人合一”。所以《圣经》中有“披戴基督”这一说法，就是指进入基督的义。他是以自身做为一个容器，或者说是拯救的方舟，使所有进入他里面的人进入神的安息、和谐，从而实现与人和好、与大自然和好、与自己和好的完美境界。
正是这种“天人合一”启示性真理合成了《圣经》文化、基督文化，并让各种文化中在与其碰撞中被唤醒、被扩大且逐趋清晰。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对佛教中“普渡众生”理想的最合理、也是最完美的阐释。“悟天道”是中国文化中的渴望，而“道成了肉身”就自然成了中国文化的福音。中国文化也正是从这里找到了它的“知音”。因为此时“天”是相近意义的天；“人”是相似灵性的人，彼此走到一起就自然有可能“志同道合”了。
（四）
中国文化与《圣经》文化如何对话？
实质上这是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问题。因为西方文化是由西方教会文化与西方风俗文化所构成。而《圣经》文化是教会文化的核心。因此，中西文化问题也就是中国 国文化与《圣经》文化的关系问题。当下，中西文化一个共同的话题是：人类应该站在一个怎样的角度来认识天地之间的“道”呢？应该站在一个怎样的角度来确认神与人，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呢？
在人类始祖犯罪时就选择了受造物——人——自我的角度，人要象神一样“知道”也就是确认“善”与“恶”。从此以后，人类一直站在人类自我中心的受造者角度来确认各种关系。圣经给了人类从受造者角度转为创造者角度看各种关系的可能，旧约圣经是从律法的层面启示出神的视角，新约圣经是从生命的层面实现这个转换，我们要做的是接受这个角度转换。
人之所以能够认识神和受造物能够认识造物主，须依赖于三个条件：一是造物主上帝愿意被人认识，他是一个启示的神；二是造物主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了人想认识他的愿望以及能够接受他启示的能力；三是造物主上帝将认识他的启示赐给了人。这三个条件也是一切人类文明中对造物主、对天道、对神认识的先决条件。因此，人对神的认识根本上还是依赖于神向人的启示。没有造物主的启示，受造物不可能认识造物者。不断追求领悟神的启示，就是一个不断趋向认识神、与神和好、进入造物主的安息的过程。进入安息就是进入和谐、完美，就是进入神创造的美善心意，也就是让有各种缺损的人类生命进入完全，达到生命被造的意义，达到无罪。这也是中国文化以及各种人类文化追求的至善之境。
如果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谈论天人关系，仍然是一个“问”，是一个揣摩。而从创造者的角度来谈论神和人的关系，则是站在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部——造物主的启示真理。可以这样说，在圣经这一上帝的特殊启示缺席的情况下，人类文化中藉着创造主的普遍启示，不断认识上帝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入的“问”的过程。而中国文化中认识“天道”的过程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中国文化接受《圣经》文化，不是一次截断，不是一次被吞灭，而是一次继续，一次发展，更是一次得以通向完全的过程。真理向谦卑人显明，向骄傲者隐藏。中国有句古话“谦受益、满招损。”人与人之间，人类文化与人类文化之间的交流尚且如此，何况人与神之间，一种人类文化与神的启示真理之间呢？
今天，我们不是站在十字路口来决定是否要接受另一种人类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覆盖、或嫁接、或替代、或者是混合，而是要来到神的启示真理的光面前，洗涤、修整、发展中国文化；不是对两个文化孰优孰劣进行一个评比，然后优胜劣汰，让某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也不是表面的取用另一种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以“实用主义”或“拿来主义”的心态进行嫁接，取得一种混合的如杂交优良品种那样的新型“中国文化”。而是要承续中国文化中先哲们对“道”对神的领悟，这领悟虽有不完全、偏差甚至错误，但它是神所允许的，是在神心意中的，是藉着神造物的普遍启示，藉着神给人的认知能力与刻在人心版上的律法（良知）而得的领悟。在承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可以藉着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和认识，来得着《圣经》文化，得着神给人类的特殊启示，这个特殊启示不是给某个民族也不是给某个宗教团体的。并且中国文化因着圣经文化最后来到神面前，得着基督。“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个日子、这个时候今天再次临到了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