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神学思潮都是一种回应“当下”的神学。任何神学都离不开具体的处境，中国神学也不例外。赵紫宸在其《神学四讲》中曾清楚地指出，中国神学家不能在真空中做神学，而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做神学。离开了自己生存其中的具体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处境，中国神学家就无法真正进行中国神学的思考。
因此，任何真正的中国神学都必须严肃地面对当下具体的中国处境。就如有人所说：“所有的神学从根本上说都是处境性的，其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处境，并对那个特定的处境说话。其所问的问题，以及其试图寻求给予回答的答案都取决于其所面对的独特的历史情境。”(John Parrat，“《第三世界神学导论》返佳浴保?004)
处境既是神学家做神学的范畴，又是神学家做神学的部分资源材料。神学家观察世界的方式是与神学家的历史和文化经验分不开的。
正如当代福音派神学家格兰斯(Stanley Grenz)指出的，神学家并不只是详述、提炼、卫护，并给下一代传递一个没有时间性的、固定不变的正统，他们也宁愿寻求去描述信仰的行动、上帝与一个特定的信仰群体的关联，以及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处境中信仰委身的意义。
在耶稣基督用启示出来的、基督教的根本真理是不变的，但是，基督的福音被加以宣讲的世界是急剧变化的。所以，神学家必须根据自己生存其中的文化所独有的思维模式去明确有力地表述基督教的真理，并力图在那个特定的社会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显明基督教真理的意义、相关性，及其应用。
由是之故，作为一个中国的神学工作者和一位神学教师，我强烈地意识到，作为“教会在思考”的中国神学是深深地被其变化、历史、和社会--政治处境所决定的。中国神学的思考因此不能无视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不能脱离其所面对的具体的文化、历史、宗教、社会和政治处境。
像所有其他的神学一样，中国神学必须向“此时此地”的“当下”说话，并有话可说，必须能够回应当下的处境所提出的各种挑战，以便它能有活的生命力，并能与时俱进得以发展。因为耶稣基督只能在人类文化中得到合适的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只能在具体的文化中加以宣讲。
因此，中国神学必须在中国的处境中产生，并带有中国特色，而不是照搬西方的神学。只有当中国基督教严肃地面对中国教会处身其中的文化、历史、宗教和社会--政治处境，它才能向中国人民说出自己的信息，真正的中国神学也才有可能产生。
《天风》2015年9期29页求索篇专栏：中国神学三人行（四）。作者：金陵协会神学院副教授陈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