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唐崇怀:略谈读书治学之方
治学之方，始于读书，本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书读得多，读得好，不但可以增广见识更可增进雅兴，建立品德，创作自我天地，学以致用，造福人类。这也就是为何古人贱万事而尚读书之重要原因。
原则上来说，书有两种：无文字的书和有文字的书。前者谓读事读人，重于观察和自我启发，后者读文以会意，重于得到他人思想的启发，借助他人思维、充实自己。就基督教的启示论而言，人可从神的创造作为认识真神，听到神的声音、领悟神的智慧，经验神的大能，体会神的心意，但只能藉着神的特别文载启示来确定神的心意，明白真道，这说明了文与道的密切关系，也显明了人应如何尚文学道，明白真理。
其实在人性的各项特殊要决中，语言文字乃是不能忽略要素之一。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无疑的是文化和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更是为人类提供了创作、推进和发挥自我的工具。
人一旦识了字就会想看书、想读书，但要将书读的明，读得懂，读得通，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凡事有方有法，能效能循就可事半功倍。读书当然也不例外，朱子在其《孟子集注》里曾说：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没有方法，虽教虽学却事倍功半。读书不得法，必会混乱思想，叫人越读越糊涂，误解曲解，害人害已。书读的得法，必会越读越明，越读越有趣，越读越轻爽。读而能解，解而能述，述而能着，可以立言留芳，贡献人类思想历史之长河，创作人类天地，满足人类精神，增进学识，扩张思想领域，思想有所传承，实为人生无穷之乐。
近日阅读了一些读书治学文献，受益特多，兹将心得，抄录摘要，略作笔记，并将古今鸿儒所述治学要决方法，归纳综合九法于下，作为自勉，也可与同学同道共享。
一、 学思并行
孔子《论语》明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殆者不全不实。学的主要原因既为求知求解，若知而不解，解而不知，必如瞎人摸象，徒劳无效。其实，学、思之间，虽甚相近，其距尤远；二者唯以“问”相系相继，相辅相成。孔子本人，入太庙，每事必问。我们若肯问、能问、必问，不耻下问、加上敏而好学，那么就不会没有答案。诚心追求，设法求解，必可以登峰造极。
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知与不知应由坦诚着手。知则可述，不知则问，是知之途。此外知与不知之辩乃在于问，能问，肯问，不耻下问，这是不知的必要表现，也是知的必然表现。我们只能在知和不知之间中求知，致知。
正为这位缘故，学而后思，思而后学让我们可以针对知识，面对知识，系于知识。[1][1]有如圣经将一位敬虔的人形容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诗一2）这是读书的人的第一要务，喜爱文字，喜爱真理。
二、考读温习
学问、思考相辅相成，故曰思所学应以问考续之，如此方可证实所学之道。换句话说：问的目的除了想去疑求知外，更是为要确定所知是真是实。这就是考证的思考运作。一般来说，求证需要借助他人，也应依赖自己的努力和思考。集思共考方能确定知识：分析、演绎、推理、归纳、综合、评估应当并进。这就是读书的温习过程。
温习始于读了再读的背诵，但温习不单是背诵，还在于思考，反复思想促进考问运作和尝试体验的实际操作和实践。这就是论语之“学而时习之”的正解。消极的习是重复、背诵、思考，积极的习应以付诸实践作解。这就是说藉着思考将意识界的理念带入经验世界里的具体实践中。
在此应提出实践的两种体现：一是操作性的实践（Practice），这就是指实在的操练和熟练运作。另一种是行动性的实践（Praxis）是指将意识界的认知付注于行动来真是理论的实在。操作实践重行为（Acting），行动实践重证实（act on或 act upon），二者甚为相似,只是重点不同；前者注重功能效果，后者注重真理实在。正为这个缘故，读书有两种目的，为功能效果与为认识真理。前者重温习以求熟练而至应用自如；后者重考证实践，为确定认知、肯定信念、坚立信仰。做到前者可以为匠、为将，精致后者可以为师、为帅。二者各有其成，兼择二者最美。
三、假物推进
假物一法乃荀子勤学要决之一，荀子认定：学不可己，故曰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很明显的，人的体力时间、精神思想都是有限的，唯学无止境。若不能善以假物，我们只能望洋兴叹，束手无策。荀子劝学之假物法真的可以给我们极多的启发。
读书治学应当自认不足有限，谦卑虚心求进；接着就是应当懂得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去学习，不该闭门造车，自恃自是。相传古人蒲松龄嗜书如命，天天读，夜夜读，到老还读，三十年如一日将自己埋在书群中，终有所成。西谚曰，君不能到罗马，但竟可将罗马带到君足前。今日图书馆林立，方便参考，网站更如春笋，查寻咨询一指之间，举手可及，若不善于利用，难于交待。在读书查考资料上当离开求人不如求己之狭隘心态，而持求己不如求人之豁达。 因为知识层面之大不可能由一人包办，知识和智慧乃人类共有传承，能借物登高，借马利足，借舟而辑终可博见远、致千里而绝江河，异于人而猛进，何乐而不为。圣经中所罗门王的成就乃在乎神赐给他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有智慧聪明而无广大的心，终有一日必会日衰计穷，江郎才尽而思竭。为此读书治学贵乎平实，借力使力，与人共舞，相搓推敲，一同上进。
四、精博并兼
一般来说，治学在于求精，但求精之先当有博学。不循先博后精之序，必会陷入钻牛角尖，偏倚自恃的极端思维以管窥天的鄙俗中。其实，博者有三：一为庸俗之博，二为平观之博，三为概观之博。庸俗之博在其量；平观之博在其广；概观之博在其通，各有所长。庸博者因书读得多，容易近人，体念人生，俗而可亲。平博者力求博览群书除多见多识外，更可为知识建立广博平台，供日后思考研究提供肥沃土壤，形如百科全书为知识材料资源宝库，难能可贵，此乃早期博士之称谓。而最后一种之谓概博者乃在弃同中求异，专注异中求同，善用综合思维；在博读群书之时能概括通识各派各学，一统其异，形如孔子之言，能以思无邪一言蔽诗三百，此乃概博之长。读书治学，始于庸博，继而平博，而应竭力终于概博。王充之谓伯乐之相马者顾玩所见，无非马也，庖丁之学解牛，三年不见生牛，所见皆死牛焉。知识学问，一旦达到理念的概博层面才能够有举一而反百之效。
到达概博，那么就要多读、熟读、精读并重。朱熹之治学以熟读为首，其谓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处于吾之口。熟读为精读预备活动平台，熟读之后再以精思，这是当代教育学所谓的平面思考后的垂直思考，博而后精，精而后深，以解原意。泛读、熟读有如饮水之解渴，精读、深读者尤如品茶之欣赏，二者兼行、其乐无穷。精读品茶以皆专心为精至之方。精博并兼者可去偏激、防庸俗，这样才能达到求知、求安、求心与理之合一治学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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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系于知识乃教育心理学之至专用词，英文为Engaged in 指参与，结联和不断相互动作，乃有专于学者的诚学要决之一。
五、抓概钩要
前文略述概博之要，在此特述概博之诀。陶渊明曾以“不求甚解”，论述治学之方。不求甚解，此言常被人误解。其实，所谓不求甚解者，并非懒惰，随意放弃追求，而是指治学之方应当抓住要点，去繁就简，不要受书中繁琐咨询左右迷惑。读书不应过份注意枝节，造成舍本逐末。相反的，应能抓住概要，独立思考。韩愈勤于读书，其要决乃指出书中记事和纂言之别：记事可略，纂言当思。纂言者乃在于提要和钩玄，前者为探本追源，提取精华内容；而钩玄者乃对书中浓郁之处，精华部分的反复涵蕴，不断温习，以期将文章妙义和要理取为已有。
六、专一恒心
众所周知，不专不恒乃事败之失。读书不专，有如走马观花不见其美，又如囫囵吞枣，不知其味，心无所得。为学而无恒，一知半解，终必半途而废，功亏一篑。苏轼之为学，提出应当“但求一意”。他认为人的精力有限，不能兼收取尽，但得其欲求者而。 学问当作一意之求，这种求一心志，乃指每读一书只选择围绕一个中心要点，侧重一项内容，抓住一条线索，解决一个问题。这种求一主攻之方提醒我们读书要有定向，不可分心分叉，应当专一沉着，按步就班，节节进深。
专一和恒心本如孪生姊妹；专一加上恒心，铁可磨针。其实，恒者有三：时恒，向恒，心恒。时恒指读书习惯应定时读，定数读；向恒者指应定向循序读，主次，首尾，本末不可乱序，先通一，而后志于二；心恒者则指坚舍不辍，从一而终。欧阳修曰：书卷浩繁，能加日积之功，何患不至。这种态度诚然与韩愈的居敬持志互相吻合。总之，读书应专一致志，恒心到底。
七、寻疑求解
书要读得通，才有意思；通了就可以解；解后才可以用。然而人的皆有先入为主之情，虽读书是为要增广知识层面以期改变视角，去惑解题，但是无奈在读书思考之际，心中必会存疑，特别当既有信念和主见受到挑战之时，更会有这种机械反应。与其消极存疑，不如在读书时，改为积极寻疑。 西人将研究作再寻(Research)作解。其实，疑者有三：无知之疑，不信之疑和求知之疑。无知和不信不在话下，唯求知之疑应当接受鼓励。圣哲奥古斯丁之“我疑故我在”及安瑟之“因信求知” (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皆为寻疑和再寻疑之正用，善用和至用。
所谓寻疑乃存细致及宽阔心思，微观宏观的并用。见林可以不见树，此乃宏观之例。但是见景不可不见人此乃细心观察，微观之实; 寻疑者见林必知有树，可以不疑，但见景之时不能不疑必有人在，更不能不疑必有画景这欲达之意。当然读书的首步要务是知其提要，识其内容；但知要之后，应能辩其序，识其实，知其情，识其节。更重要的应探索作者立场，和着文的出发点和价值观。在哲学上谓之为知识论视角（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s）和隐藏议程( Hidden Agenda)。 这就是寻疑的要诀：不但想看出其优劣强弱各点，更能看清其立足点。 这样才能肯定该文著作价值和贡献。这么一来，寻疑的过程和功效就必如朱子所言：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在不疑处求有疑乃人类追求知识的重要环节之一。 这些都是科学之猛进，豪利之凝聚和人才之崛起的主要原因。 借助求疑之力达到活读书，来得着新知识，新契机，新方法，新途径和新天地。
八、类别致用
书一旦读多了，信息资讯繁杂难以控制，常会混乱。为此，应当加以分类。一般来说书可分为三大类：一为泛读类，能略解书中大意即可，是谓当读的书和当看的书。这些虽是不可忽略的人生必读，读之只为增进通识，是文化文明的前提，一读即可。二为精读类，需要反复诵读不断品味玩索，是谓当熟读精读之书。这类书读时要寻疑自问、求解、去渣、存精，是做学问的必要运作；最后一类是资考之书，这类书应当先予泛读知其内容，有其概要、知其所在，储存以资随时参考。经典百科全书等皆属此类。
将书分类可在读书之前，也可在读书之后。若能在读书前先有分类知识就可方便选读。但这种做法，常会有先入为主之患，失之好书。为此，笔者见议最好先以泛读为要，读过上百本书再作类别，这样才是合理。将书分类乃方便处理、应用、追忆查询，以及推荐和致用。有了类别架构也方便读新书时可将资料存储，并可即时回应评估、推广知识。
九、抄录启发
以上分法有人以目治、口治、必治、及手治识别之。稍一看即可的书，为目治之书；看完还需背诵，为口治之书；背书尚需再深思者为必治之书。最重要者还得算手治之书，就是指那些看了，背了，思考了，还得将书中精华提要抄录下来的书。
俗语说得好，最好的记忆还不如最不好的笔记，所以读书随时摘录归类和存放备用，必叫我们受益无穷。从教育学来看：看、诵、录三者是读书记忆最好的方法，也是温习和思考的前奏和本体，应当好好应用实行。
抄录有两种：一为抄录珠玑，妙语，绝句，一为抄录大纲提要。前者是一种享受回忆，后者有助推理、思考、治学。
其实，读书起码有四个阶段：读其为内容其一，读其治方其二，读其启发其三，读其魂魄其四，如此方能得其言、知其意，观其奇，全其址，而承其业。
一般来说，人抄录时必然会得着启发。一旦得着启发，思维然会借助他人之力以达成一己之的，发挥心得；又在反省和再思的过程中，藉着归纳综合评估而和论着；最后必有自成一家之言之势。这种情况，文学上称之为编述，重述或纂着。这些虽似乎无有创意，但不属抄袭，乃属另类传承。大凡思想有两种：纯创意和综合性的承创意。前者虽特受人尊重，但竟有疵漏欠熟不全之嫌；后者虽在他人根基上建造，但其贡献仍常受人奠定无疑，有如×××之于黑格尔；加尔文之于奥古斯丁；多马斯之于亚里士多德等，虽皆无多创新，但都能传承发挥师说，终成为美谈。 本文为例，以上九法皆非笔者所思所创、唯在阅读之余将前人读书治学之方，综合归纳与人共享，自己深得益助，也期盼可以有助同学同道，是为至祷。
2007年六月１６日完稿于印度尼西亚，玛琅，叶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