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诗歌必须失去它的杰出性吗？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诗歌必须失去它的不朽特质和形而上的光辉吗？传统必须崩溃？诗歌的秩序、普遍性和原则必须毁灭吗？诗学的可能性只能通过语言，或者比语言更低的肉体来完成吗？诗歌和诗学必须成为世俗的据地，必须成为“存在就是合理”信条的独一无二诠释吗？
怪不得先知耶利米在一个庸俗、不信、充满妥协又污秽不堪的世代哀哭。在旧约全书，先知耶利米说：“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神圣的选民被掳去了。”哦，同样如此，我们这个世代的诗人，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种“神圣选民”，的的确确快要成为功利主义、世俗主义和各种肉体欲望的掳掠物了。我们转眼间就失去了神性，或者说我们从来就不曾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神性；我们失去了勇气，失去了安宁，失去了良心，更不要说我们失去了真理——因为中国诗人极少去探求它；众多大名鼎鼎的“中国诗人”，他们除了性臆想、喊口号、读几本附庸风雅的书和制作一大批“亚语言诗”之外还有什么呢？
我在这里所要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怎能堕落到如此地步？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诗歌，仍然必须有自己的意义和精神，仍然必须持守诗歌与生俱来的高贵和超越——
是的，真正意义的诗歌之所以存留下来，得以在自己的时代或者后来的世代说话，从来都不是因为它的卑劣和苟且，也决不是因为它的张狂和混乱，而是因为它呈现了一个高超且宽广的世界，一个比物欲、语言、形式和现实更高的世界。
然而，今天中国的诗人，除了极其稀少的几个，似乎都离开了那个让人兴奋不安的佳美诗境，都离开了那个让迪兰－托马斯留恋不已的“合唱”，并且越来越远了。并且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借口——诸如“后现代”，诸如“解构”，诸如“多元”，诸如“存在主义”和“世俗化”等等。然而，诗歌如果不是为了呈现一个超越的世界，表达一种比现实更高的意义，传达一种不能毁坏的真理精神，那么诗歌存在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呢？难道诗歌的依据真的就是那种贻笑大方的，可怜的“宣泄”、“快感”、“情绪”和“欲望”，或者让人说不出口的“下半身”？
哦，如果诗歌表达的就是那样一种“迎合”、“肉体趣味”和“腐烂”的意义，如果诗歌仅仅是怀疑主义者、唯物论者和功利主义者的那些简单拙劣的说话方式，那么我宁愿摒弃它；我想在诗学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诗者——艾略特、史蒂文斯、歌德、屈原和荷马同样会弃绝它。
然而，虽然时至今日，我们面对的已经是一个道德和良知何等匮贬，物质至上的时代，一个几乎“疯狂”又无比“冷漠”的时代，但无论怎样，我想那些可怜人和他们可怜的声音都不能够使诗歌失去自己的本质，不能使诗歌失去自己的价值和方向，诗的光辉也决不会被暂时笼罩的阴暗抹杀和吞灭，反而会在黑暗的衬托中弥加发光。因为诗歌本身具有的非凡的存在性和杰出性，就像真理的自在、自明和自证那样。
那么，对于真正的诗者来说，诗歌的原则、秩序和意义是什么就极其重要了。可是，到底什么才是诗歌那“不可言说”的“真相”，怎样才能使我们进入诗歌那个隐秘王国的最美的荣耀和品格呢？
约伯记说到约伯受尽各种折磨和苦难之后，突然有一个声音代表上帝对他说话：“你要向天观看，瞻仰那高于你的穹苍。”哦，在那高于约伯的穹苍之上，有高于他的创造的源头，宇宙的起点、真理的本体，绝对的理智，有一扇朝向永恒的光辉窄门。于是约伯在瞻望中看到了，他不得不在炉灰中懊悔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
今日中国诗人更加需要瞻仰那高于自己的穹苍，看到绝对者那奇丽的光辉。当然，我不是说奢望今日中国的诗人能够在仰望中最终看到约伯所看见的上帝，就是曾经赋予但丁、里尔克、克尔凯戈尔、叶芝和兰波等诸多大师无限灵感的，那个圣洁、慈爱和公义的基督徒的上帝；然而，我可以指望的是，如果中国诗人愿意向天仰望，至少可以看到那个比世界更高的真理的本体，和与之有关的人类生命的普遍性。
真理的本体当然就是最高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切的源头；就是宇宙的定义、宇宙的存在和宇宙不可磨灭的规律，还有它的终极。人类生命的普遍性则是生命的存在和灭亡，价值和意义。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将到哪里去？我以怎样的方式生存于世界等等。如果诗人不能看见真理的本体和人类生命的普遍性——人类生命普遍的探索和寻求，诗人有什么资格写作呢？诗人怎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呢？更毋宁说他的声名将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了。
必须为真理和人类普遍性进行诗歌写作，而不是为那些糜烂、丑恶和可憎的写作方式使劲披上合法性的外衣，无疑是今日中国诗人的最重要责任。
但我们也决不是说，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得到和完成，因为“我们”同样是非常卑微和极其无知的；但我们胆敢断言，有一天我们能够抵达和最终完成，因为有一个超越的世界，关于它——诗歌国度的神奇、圣善、自由、荣耀和无比的丰富，还有那令人膛目的可能性必要推动我们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