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很荣幸，也觉得责任重大，今天要我谈谈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尽管我讲的都是关于中国基督教新教，我希望在座的犹太教学者和伊斯兰教学者也能从中感受到中国的宗教气氛。
我得先说，中国基督徒大多有圣经，爱圣经，也研读圣经。圣经在中国基督徒的心灵和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文革”时期大量圣经被红卫兵抄去之后更是如此。就广大信徒来说，是近几年由于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重新印刷出版大量圣经，他们才又能人手一册。
若干历史的和神学的事实，对中国基督徒的圣经观起着重大影响，我愿意向各位提供的是：
(一)中国是孔子的故乡，两千五百年来，以他为代表的人本的、伦理的文化传统，虽对宗教始终抱宽容的态度，但宗教却又从来不被认为有多大的重要意义。最近四十年更是如此。
(二)中国过去是一个西方的传教区。西方传教工作着重于推广，不大注重把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来建立。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信仰上较多倾向于基要派，以致今天中国教会里福音派和基要派影响相当大。
(三)前若干年间，中国教会同世界其他教会的接触交流中断了。这种隔离状态至今还未全被克服。
(四)中国基督教新教在教会结构上已经结束了宗派林立状态。中国基督教协会包含着极为广泛的团结，为此我们深为感谢上帝，但与此同时，为了不致妨碍这一团结，神学上的创造性有时也难免受到一定的限制。
(五)文革以来，全国批判用教条主义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在社会科学方面，在研究宗教的学者中间，把卡尔·马克思一句话或几句话作为出发点这种一度时行的方法已经不再时行，代之而起的是调查研究我国社会实际存在着的宗教，并作出结论。把宗教简单地等同于鸦片——这两个字在中国使人想到许多不愉快的历史事件，已经被认为很肤浅。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鸦片不足为宗教的定义，也承认中国的宗教在相当程度上能同社会主义相协调。
这些事实说明，我们虽然背负着一些历史包袱，但中国基督徒对圣经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中国教会摆脱西方差会的桎梏，并面对中国新的现实，使我们在神学观点上非作出某些调整不可。这对中国基督徒如何对待圣经是有影响的。
刚才我说基要派在中国基督教会有较大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基要派同工也有很大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他们强调圣经是一本敞开的书，要求基督徒不断从中获取新的领受。他们时常讲到“新的亮光”以及“每天要拾取新鲜的吗哪”。我有一位同工根据启示录五章关于被杀的羔羊展开那被封严了的书卷，来说明圣经不是封闭的书卷，那被杀的羔羊今天还在为中国信徒展开这本圣书。他们认为圣经存蓄着无穷的涵义，供后代去开发。这是极好的观点，同法国释经学家保罗·利科的下列理论相当一致：“一段经文的历程超过原作者有限的视野，它今天的意义比原作者当时想说的更为重要”，“使过去异己的素材为自己所掌握，这是解经学的最高目的”。这样对待圣经必然使基督徒向新的光照开放，同时又尊重圣经的权威和圣灵对原作者的感动。这一圣经观也意味具有不同神学见解的基督徒之间能够互相尊重并合作交流。这就为中国教会提供了一个广泛团结的基础。
人们尊重整本圣经的权威，但就每个基督徒个人或就每个基督徒团契来说，实际上总是圣经中的某些部分在起着比其他部分更大的作用，而这些起着较大作用的部分又是随着信徒内在的长进和环境的变迁而在不断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我愿向各位介绍四个“经文群”，或四种类型的经文，它们是四十年来，特别是十年来，中国基督徒经常引用、背诵或在讲道时予以发挥的。为了减少我的主观任意性，我的选择在较大程度上是根据《金陵神学志》和《天风》两个刊物上的文章。
我首先想到的是圣经中那些讲到从苦难中得蒙拯救，因而感谢上帝，以及表达在软弱之中藏有力量的那些章节。如果我们想到在极左势力下中国基督徒作为个人也作为教会所受的苦楚，这是不难理解的。在那“文革”的十年中，宗教领袖同上层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被放在一起，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些人被认为是社会上多余的人，受到批判和斗争。当时基督教的所有教堂都被关闭，基督徒所能做的不过是少数几个人静静地在家中聚会。他们不能理解上帝为什么要让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他们感到难受，不知道基督教在中国是不是像唐、元、明、清之际那样又到了消灭的时候。他们凭记忆回想基督自己的话，并从中得到安慰，特别是他所说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太5∶11-12)
但是“文革”到底结束了，我们进到了一个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时期。我们很是感到释放，以致觉得诗篇第二十三篇最能道出我们的经验和感受。“文革”后不久，中国基督教全国的领导同工开了一个会。那次聚会时，大家没有说一句关于自己如何受苦的话，而是立即探讨今后中国基督教该怎么办，并起草、发出一份《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其主题就是诗篇第23篇，特别引用了第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些年来，这段经文一直在中国信徒中被引用、传讲，藉以互相安慰，互相鼓励。
引用这一类经文既不是歌颂痛苦，也不表示敌视世界。引用这些经文反映了基督徒坚持信仰，为上帝的临在和慈爱而表达感谢。这类经文时常同一些表明上帝的大爱和正义最后必胜的经文一起被引用，例如以赛亚书42章3、4节的话：“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又例如哥林多后书4章8-11节，那儿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我的同工汪维藩就罗马书9章21节写了一篇题为“窑匠有权按己意把一团泥做成什么”的灵修小品，他是这样说的：
“主是窑匠，我是泥土。窑匠如何转轮作器皿，我们也如此在他手中。
我们可能报废无用，但他的深恩永不弃我。他将踩动转轮，重新再作。他看怎样为好，他有权如何作我。
他有权使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也有权使我成为卑微。然而，只要能够为他所用，我心已足……
他是我主，我岂能看窑匠如泥?我岂能向他深藏谋略?因我不过是受造之物，他乃造我之主!”
老子，中国一位和孔子齐名的智者对在软弱中显出力量的道理作过很确切的说明。他说水是万物中最无力的，但水能胜过最强的东西：水似乎不是实物，但水能在没有缝隙的地方渗透进去。老子以此说明强和弱的辩证关系。
回顾往事，我们要感谢上帝，让我们在软弱无力之中有机会同中国人民一起受苦，一起经历“文革”。这已经成为我们是中国人民一部分的一个标志或记号。和人民一起受苦意味着我们再也不靠国内外任何势力的保护，这样基督教就是中国的，也就赢得了供人们聆听的权利。在十九世纪，中国基督徒的处境很不同，那时并不处于无权地位，因为受到不平等条约和列强治外法权的保护。今天基督徒人数增加得很快，这正好说明，无权之中蕴藏着很大的力量。这样，我们在某些方面和约伯不同，我们似乎比他更看得清楚我们受苦的价值和结果。
在过去四十年间对中国基督徒极为重要的，第二组圣经段落，是涉及我们对基督的认识。
中国基督教长期以来存在着两条神学路线，都需要一个以圣经为依据的基督观来予以纠正。一方面，有些人的关心完全集中于个人的蒙恩，世界则是撒但的占领区，基督的重要性仅仅限于他是个人的救主。
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信仰是由于他们对“登山宝训”和作为教师的耶稣五体投地地赞赏钦佩。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人吴耀宗就是由于“登山宝训”给他的感动而成为基督徒的，尽管他后来在信仰上有了更多的突破。底下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关于他归向耶稣的追述：
是三十年前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在一个美国朋友家里，初次读到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像闪电一般，这三章书好似把我从睡梦中震撼起来。我睁开眼睛，我看见一个异象，我看见一个伟大的人格，尊严、温厚、深刻、锐利——他把握了我的灵魂，他几乎停止了我的呼吸。回到寓所以后，我快乐，我欢呼，我感动到流泪，我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异象说：“主，你是我的救主!”
这一信仰推动吴耀宗和许多其他基督教知识分子投身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去迎接解放和人民民主。而在人民革命运动成功的同时，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一时都出现在人们面前。他们表现出相当完美的道德，对基督教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于是这些基督徒似乎感到，保罗所讲的“新人”已经出现，但不是在基督里，而是在基督之外。这些基督徒中相当一部分就去投身于他们认为作用更大的运动和团体。那时教会失去了不少信徒，包括一些最有头脑的人。留在教会的知识分子对许多革命者的大公无私和对社会的良好变化并不轻视，甚至肯定这些是出于主手的运行，是神恩的标志。可是他们不想离开教会。他们感到，基督教不仅是“登山宝训”，基督教给人带来某种实质的东西，使人像彼得一样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约6∶68)
他们还是欣赏“登山宝训”和耶稣这位教师，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要求他们有一个更完整的信仰，足以赋予耶稣和他的教导以一种独特性。他们重新研读新约。他们似乎初次认识了约翰福音以及诸如歌罗西和以弗所两书信所介绍的基督。用西1：13-17的话来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还有希伯来书1章3节，说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约翰福音说基督是“太初之道”，他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之人的“真光”。(约1∶9)这一切给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信仰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这些经文道出了一位具有宇宙性的基督，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里看到的一切真、善、美并非存在于他之外，并且在他里面得到成全。对过去只认为基督是一位道德家的人也好，对过去认为基督只同信他的人有关的人也好，发现这样一位基督意味一个重要的过渡，过渡到认识一位充满万有的基督。再也不能把道成肉身小看而为清洗亚当造成祸害的一个办法。基督降生来到的世界原本不是“敌占区”。新约认为，整个创造从最初就体现了基督。对这位更大的基督取得更全面的认识使我们再也不敢把基督教信仰之外的人类活动看作毫无积极价值。
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也是死而复活的基督。如果问新约圣经里有哪一个词对中国信徒来说最有意义，那个词不能不是“复活”。在耶稣所有称呼中，那个称呼在中国教会信仰中最为宝贵，占据最高地位，那个称呼只能是“复活的基督”。从死里复活不仅是基督的经历，也是中国基督徒和中国教会的经验和真理。
这位基督仍旧是我们个人的基督，但对于个人和他的关系我们有了新的认识。一位同工从雅歌里书拉密女身上找到了类比。她原来只会说：“良人属我”(歌2∶16)，但后来进而会说：“我属我的良人”(歌7∶10)。基督不再被视为一件宗教占有物，他成为万有的源头，信心的对象。这位同工这样说：
“三十余年前，基督之于许多信徒，不过是个人匮乏之时的某种饱足，伤痛之时的某种慰藉，空虚之中的某种充实，失落之中的某种补偿。基督被列在属于他的许多事物之中，或代替曾经属于他而又丧失了的一切。”
经过三十余年与神之间的“较力”与“摔跤”，许多人有如毗努伊勒经历中的雅各，逐渐丢失了那借以支撑全人的“抓”的力量。而今，基督之于他，不再是被抓的许多事物之一，而是征服了他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发现基督的宇宙性，大大扩大了中国基督徒的基督观，给中国基督教协会所代表的广泛团结提供了神学基础。
中国基督徒的这一经验正如埃里奥特(T．S．Eliot)在他的一首诗里所描述的：
在追寻的末了，
到达我们原先的起点，
第一次真正认识了那地方。
能像第一次认识那样认识到这位更大的基督，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这些年间特别引起中国基督徒关注的第三类圣经章节，是那些讲到上帝圣爱的经文。这些经文导致我们认为上帝的爱是上帝的最高属性。有些经文直接讲到上帝的大爱。例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3∶16)“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 (约4∶16)等等。在不少经文里，耶稣讲到上帝对宇宙万有的眷爱，包括野地里的百合花和空中的飞鸟(太6∶26-29)。耶稣有些比喻，例如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用人间的关系来说明上帝对他失去了的孩子们的那种深爱。当耶稣提出爱的诫命的时候，他不仅是在那里给人际和平共处规定一条道德准则，他也是在告诉人们，爱正是上帝本身的性格，属于宇宙造化的本质。
长期以来，我们教会所讲的上帝的最高属性每每不是他的厚爱，而是他的权能，他令人生畏的统治这一面。因信称义的教义被某些人歪曲了，用来灌输一种畸形的上帝观：即上帝凭着他的怒气，给不信的男男女女定罪；上帝对人的工作，包括人手所做的好的工作，存着敌意，他的爱只是向着信他的人；上帝已经抛弃了这世界，一切耳目所欣赏的美都出于撒但，只不过他装作光明天使罢了；上帝的儿女是那些从世界分别出去的人等等。传讲这一上帝观和世界观的结果是，使基督徒仇视教外的人，像约拿对待尼尼微人那样。
中国基督徒正在摆脱这些并不完全合乎圣经的观念，愿意和保罗一起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林前10∶26)；“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提前4∶4)雅各书告诉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雅1∶l7)。旧约把“天上的星辰和人们内心的道德律”视为对上帝荣耀的颂扬(参诗篇第十九篇)。耶稣在讲天国福音的时候，常在自然界和人间找到可比的资料。我们觉得，只有这样肯定世界，才谈得上基督徒对上帝创造奇功的赞美。
中国基督徒深深认为应当保持罪的意识。我们知道人们如何把自己的罪的倾向带进他们所从事的一切。我们看来并无私念的行为往往遮掩着私念。人们所从事的许多很好的事业，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每每会走向反面。我遇到过的几位品德很好，对自己要求也很高的革命者曾说，他们同意保罗的话：“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罗7∶15)。我们心灵深处这种冲突，我们所作好事之中所包含的不纯动机，都说明人们时刻需要来自上帝的赦免、纠正、医治和灵性上的支持。
中国基督徒从罗马书五章得到很大的安慰。那儿是这么说的：“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5∶15，20)。这里，保罗是在比较罪的影响和恩的影响哪个更大。我们特别注意到保罗“更加倍地”和“更显多了”的说法。读到这些经文，感谢之情总是涌上我们的心头。
但是，人堕落到了什么程度，把人说成为完全败坏是否合宜，这类问题还是存在的。我们宁愿把上帝的救赎和创造看为联在一起的一个完整的作为，不愿意把二者看为对立物。在中国过去几百年间，孩子入学第一堂课所学的六个字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样，就不难理解，在对人的估价方面，诸似尼采说的“是地球表皮上的疾病”，或加尔文 说的“是一条五尺长的虫”，不得不引起反感。人是堕落了，但人仍旧有上帝的形象，也仍旧是他的荣耀（林前11∶7）。
在太多的时候，我们把原罪加以扩大化，但在太多的时候，却又把恩典加以局限。这就意味着，上帝之子道成肉身对世人的作用还不如亚当犯罪的作用。如果上帝是爱，如果上帝既是一位创造之主，又要通过救赎、训诲、圣化使人类成为完全，那么，把基督献上自己的作用说得那么小，就讲不通了。
认识上帝是爱，就是认识上帝的最高属性不是他的无所不能，不是他的无所不知，不是他的自在永在，不是他的威严、权能。所有这些都是上帝的属性，但不是上帝最本质的属性。上帝的超越性意味着神爱的无穷无尽，上帝内在于世间意味着神爱临在于整个创造。魏特海(Alfred N．Whitehead)在他所著《过程与神学》中描绘他那时的上帝观大多把上帝看为“该撒似的统治者，或生硬的道德家，或无动于衷的推动力”。对此我们深有同感，因为这些上帝观一旦到了传教区，有时会以更强烈的姿态出现。我们渴求一位与此形象不同的上帝，一位像基督所启示的那样的“爱者”。我们愿意离开某些神学家和讲道家所给我们的那位严峻的、吓人的上帝的形象，因为这一形象太不像四福音教导我们去信靠的那位基督似的上帝了。我们喜欢先知何西阿给我们的亲切的上帝观：他以膀臂怀抱我们，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他像放松牛的两腮夹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那样对待我们 (何11∶3,4)。
我们没有忘记上帝的公义，但公义也是爱的一方面。这位上帝也恨，也发怒，但这怒气正是爱的另一面，发怒的对象正是阻止爱的一切势力。只有一位爱的上帝才会让“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5∶24)
把上帝看为一位“爱者”，我们就把现实视为在发展之中。它教我们不但在历史之内，也在历史之后看到希望。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所谓的历史什么时候结束或怎样结束，但我们可以确信，这一结束将是爱和恩的最后胜利。爱将陪伴我们的旅程，但是从阿拉法到俄梅戛决不是一条直线。我们将遇到许多障碍，但是，正像“文革”时期那样，在同路人之间，我们用基督这样的话互相鼓舞：“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约16∶21)教会是守望楼上的守望者，它看到清晨来到前的黑暗，也看到黑暗之后必然来到的光明。它知道历史中新生儿进入世界之苦，也知道生产之后的欢乐。正像诗篇所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30∶5)。
这些年间较为突出的第四类经文同基督徒的团结有关。我所指的是像诗篇中对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样的歌颂：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为门徒合一而献上的祷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反对分裂的劝勉和在以弗所书中关于一个身体、一个灵、一个指望、一个主、—个信、一个洗礼和一位众人人之父的教导等等。这类经文常常被引用，有两个原因：(一)肯定中国基督徒已经进入了团结，不再分门别类，为此向上帝表达感谢赞美；(二)保护这一至今还不够坚固的团结，对有时出现的分裂复旧倾向取否定态度。
在中国，最初是把西方国家的许多宗派都搬了进来。但是，中国基督教的宗教历史毕竟是短的，宗派主义毕竟是西方的东西，中国信徒的宗派主义情绪并不高。这样，进入今天这“宗派主义之后”的时期并不过于困难，尤其因为整个环境不利于许多大体相同的团体的分立。为了保证团结好，我们有个信仰特点上和礼仪上互相尊重的方针。当然，要求处于多数的基督徒充分尊重处于少数的基督徒的特殊点，有时是很难的；而处于少数的基督徒中有些领袖，有时也过于强调他们的特殊点。这样，保持团结就不一定一帆风顺。我们希望那一个宗派也不会恢复。为此，我们回到圣经，多用圣经的话来巩固我们的团结。
我愿意在此说明，今天我们不过是处于“宗派主义之后”的阶段。中国基督教协会是为教会服务的全国性团体，但它不是中国基督教会。它比各宗派基督教会联合会有更高的团结程度，但还不是全国性的基督教会。这是在团结上我们目前所能到达的水平。我们愿意由此前进而不后退。
圣经以和好与立约为中心信息，这对团结能起鼓舞、教导作用。也有人似乎热衷于制造分裂。他们也到圣经中去找根据。但他们所能找到的无非是一些指信徒之外的人而言的经文，例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等等(林后6∶14,15)。这些话用在同作主内门徒的人身上，是如此之不公道，因而不是广大信徒所能赞许的。
你们大概已经有个印象，中国神学家在神学工作中没有努力去发表与众不同的或令人惊绝的言论。正是这样，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同广大信徒在一起，讲一些既能帮助他们，又能为他们所接受的话，并能解决他们所感到的问题。各搞各的，不顾教会信徒的需要，不顾对团结有无妨碍，这不是我们要鼓励的。
在世界上，今天有很多人在提倡政治神学。就西方有政治头脑的基督徒说，我所介绍的，反映中国教会神学氛围的这四类经节，可能很有局限于教会传统主题之感。我需要说的是，正是回到教会的这些历史遗产，我所来自的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中国教会才得以保持团结而存在，并向我们的同胞提供一个独特的但又是令人向往的信息。